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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一生乐天达命，为何在生命的最后写出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”的诗句？
苏轼（1037－1101）是***皆知的大诗人，同时也是大文学家和画家。先说这首题自画像诗：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一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詹州。＂这可以看成是诗人的绝命诗，因为诗人不久后离世。诗人用这首诗，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概括总结。我们知道苏轼是豪放派诗家、词家；与辛弃疾并称＂苏辛＂。我们张嘴就可吟诵他那传颂千古名句——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……他风流倜傥，豪气纵横，笔力遒劲，多才多艺。可题自画像一诗，语调似乎显得低沉，与我们印象中的苏轼不太一样。开句是心灰意冷，身不由己。接下来他把一生中遭受到的三次重大打击，调侃地说成是一生功业。这就需要我们辩证分析地去看了。苏轼一生羁绊在党争之中，其命运也被党争所左右。大凡性情中人，嬉笑怒骂尽由心性，关心朝政敢于直言。他反对新法，得罪了新党（他属于保守的元祐党）。元丰二年（1079）御史何正臣弹劾苏轼。新党抓住小辫子，说苏轼＂妄自尊大＂，＂銜怨怀恨＂，＂包藏禍心＂，这就是乌台诗案。苏轼被关103天，差点掉脑袋。最后以＂讥讽政事＂贬放黄州为团练副使。这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大打击。元祐年间（1086－1093）哲宗赵煦登基，高太后听政。新党失势，苏轼擢升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。元祐八年，哲宗亲政启用新党，贬窜旧党。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。10***年，已经62岁的苏轼又被贬海南詹州。1100年宋徽宗即位，苏轼遇大赦而北上（徽宗时期对元祐党人迫害更烈，命各卅县刻碑，宣佈這些人为奸党，勒之于石。此时苏轼、司马光已逝）。纵观苏轼其一生，是在颠沛流离中，大部时间是不得意的。饱经沧桑，历经艰难，这使他越发看清了人世间的种种；也激发了他仕途之外的为文、绘画、学医的兴趣爱好。他能有更多时间精力发挥在这些方面，从而取得更大成绩。俗话说因祸得福，正是大半生的頻遭打击、颠沛流离的经历和锤炼，造就了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峰。＂一蓑烟雨任平生……也无风雨也无晴＂（定风波）。这是诗人的豁达胸怀和对命运的无奈。他对坎坷与不得意，甚至萦绕于心的悲愤，是深埋心底的。在被贬海南詹州后，诗人写到：＂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夜来风叶已鸣廊，看取眉头鬂上＂（西江月）。此时苏轼已年过六旬，已经老矣。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伤怀之情溢于言表；看似写时令，实则在写心绪。现在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在金山寺题自画像诗，你是不是能品出些滋味？
作此诗时，是苏轼去世前两个月。作者年逾花甲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回首一生，几起几落，失意坎坷，纵有忠义浩瀚之气，也只能化为壮志未酬的叹息。只能慷慨悲歌，万念俱灰，随波逐流，自叹飘零。作者抒发忧伤情怀写下了〞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〞。失意也罢，坎坷也罢，自我调侃，丝毫不减豪放本色。却也传迖了作者的微妙心情。
建中靖国元年（即公元1101），宋徽宗即位第二年，65岁的苏轼从遥远的海南岛获召北返，经历了政治的起起伏伏，瞬息变化的朝局，苏轼已经心力交瘁，一点也不想染指其中，只希望能够安稳度过晚年。
本***回到颍州和弟弟苏辙居住，可是颍州离京城太近，思量再三，还是决定到常州居住，他约了好友钱世雄和程德儒在金山见面，想听听他俩的建议。
到达金山游龙寺，墙壁上仍然挂着当年李公麟为他画的像，苏轼盯着自己的画像沉思良久，回想了自己的一生，写了一首诗，给自己做了总结:
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；
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苏轼这一生，可谓经历了人生的冷暖百态。他是少年天才，21岁进士及第，25岁制科第一，天下闻名。仕途上，他曾做过杭州知州，密州知州，徐州知州，湖州知州，定州知州等多个地方行政长官，还当过兵部尚书，礼部尚书，翰林学士知制诰等多个中央高级职位，这些都是他的辉煌成就。
然而，他也一直没有摆脱过宋朝党争的局面。一直处于“得罪人”和正在“得罪人”的路上。他45岁被贬黄州，59岁被贬惠州，62岁被贬儋州。三次被贬，一次又一次地到达他的人生低谷，身心均受到严重损害和考验，而恰恰也是这三次经历，苏轼完成了自己人格上的一次又一次突破，他参佛法，悟老庄，终于，他没有败给命运，活出了洒脱，流传千古。
所以，总结自己的一生时，那些曾经过得的名与利，简直渺小的不值一提，真正有意义的，不就是完成自己精神升华的黄州，惠州，儋州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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